1935年初，湘江边的寒风还没停歇，中央红军已经被逼到了人生地带的绝路上。3万多人，前一年还在中央苏区坚守，如今一路西行，减员过半，饥饿、疲惫、迷茫交织在一起。试想一下配资平台查查网，在那样的冬夜里，很多指战员恐怕都说不清，明天会不会还有命再走一段路。
偏偏在这个关口，40万国民党军已经铺天盖地压了过来。蒋介石调动川、滇、黔、湘以及中央军嫡系，准备在西南一带布下天罗地网，把这支红色队伍“一次解决”。从兵力对比来看，这是一盘几乎注定要失败的棋局。
有意思的是，正是在这种看似走投无路的时刻，一场后来被称为“用兵如神”的战役慢慢展开。四渡赤水，不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所谓“神来之笔”，而是在重重险境中，一步步摸索出来的活路。要说这场战役，绕不开三个问题：形势究竟有多险，毛主席是怎么一步步扭转局面，红军又是如何在绝境中保持队形不散。
一、湘江惨烈之后，局势一步步逼死路
1934年秋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中央红军被迫离开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。那时尚有八九万人马，带着大批机关、伤病员，沿着预定路线向西北方向突围。纸面上的计划不算差，可现实却比任何人想象得更加残酷。
到了1934年11月底，湘江战役打响。地点在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。国民党军早就布好口袋阵，中央红军硬生生往里撞。几天之内，伤亡惨重，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出头。许多干部、战士倒在江边，没能走过那段最难的路。湘江之后，长征队伍等于被剥了一层皮。
蒋介石看到这一幕，立刻判断出一个“千载难逢”的机会。他一边在南面、东面加紧部署，一边命令西南地方军阀封锁去路。四川刘湘、云南龙云、贵州军阀，以及湖南何键等，配合中央军，一共约40万兵力，分段拦截、围追堵截，试图一步步把中央红军压死在大山深处。
1935年1月，红军一路转战到了贵州境内的遵义附近。此时队伍已经异常疲惫，情绪低落，前路茫然。就在这个关键节点，遵义会议召开。这次会议纠正了前期在军事、组织上的一些严重错误，毛主席重新进入核心领导层，成为政治局常委。但话说回来，会议解决的是“谁来指挥”的问题，并不等于战场形势立刻好转。
会后中央确定的战略方向，是北上四川，力争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合，在川北、川西一带寻找新的立足点。为什么盯着四川？原因很现实：地形复杂，易守难攻，便于机动；而且一旦两支红军会合，在西北方向就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。至于到湘西和贺龙会合，看上去也有道理，但由于地理位置和敌军布防情况，风险更大，进退都不方便。
纸上谈兵容易，真正往四川打过去，却是一道几乎不可能的难题。
北面有川军严密防线，刘湘最怕的就是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合流，一旦成真，自己的地盘就难保了；南面是中央军嫡系，薛岳、吴奇伟等人正等着拿“剿共战功”；西南是云南的滇军，龙云同样害怕战火烧进云南；东面则是湘军和黔军，以何键、地方武装为主力，都希望能从“围剿红军”的大局里分一杯羹。
简单一句话，红军前后左右都布满敌军，想往哪走都得先闯关。一旦判断失误，就可能是全军覆没的下场。
二、土城失利后，一渡西去，反打成“活棋”
1935年1月下旬，中央红军已逼近赤水河。赤水河自南向北流入长江，是一条看似普通、却注定要写进战争史的河流。1月28日，为了执行“北上入川”的构想，红军选择在遵义西边的土城一带发起进攻，打算击破当地川军防线，再北渡长江。
那一仗，阵容极其豪华。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、彭德怀、林彪、刘伯承、聂荣臻、叶剑英等一线指挥员几乎全部在场。大家心里都盘算着：和中央军打硬仗的确吃力，但对上川军这种地方部队，总该能拿下一城，打开一道缝隙。
可惜现实泼了盆冷水。彭德怀率三军团率先进攻，起初打得很猛，却遭遇郭勋祺部顽强抵抗；林彪率一军团紧急增援，朱德坐镇指挥，甚至连宝贵的干部团都投入战斗。打到最后，红军伤亡惨重，仍未能突破，攻势被迫停止。
土城一战，红军损失约三千人，更重要的是，北渡长江的第一条路被彻底堵死。遵义会议后的首战成了败仗，不仅没打开局面，反而让敌军更加兴奋。蒋介石判断红军已经陷入困兽之境，加紧调兵，准备收网。
从战役角度看，毛主席后来在扎西总结土城失利，有几条原因：侦察不充分，对敌兵力估计偏低；对川军模范部队战斗力有所轻视；兵力调配上过于分散，一军团北上的时机欠佳。但站在更高的战略视角，当时川军八个旅已经在川南一带形成合围态势，红军硬要从这个突破口强行北上，本身就极为危险。
失败已经发生，队伍不能停下。1月29日凌晨，红军被迫向西渡过赤水河，在敌人为他们准备好的“第二张网”里寻找生路。这就是一渡赤水。简单说，这次渡河完全带着“逃命”的意味，是为了摆脱追兵而被迫做出的选择。
渡河之后，红军进入川南一带，根据此前预案，准备在这里打游击，伺机在宜宾上游寻找渡过金沙江的机会。这个设想在布置时看上去还有几分可行，可真正走到川南，才发现局势更糟。
川军在长江沿线早就修筑了严密防线，泸州、宜宾重兵把守，刘湘把最精锐的部队压在这一线，生怕红军从这里钻过去。红一军团进攻叙永受挫，红三军团遭遇川军截击，连续几次碰壁之后，中央才彻底明白：靠硬打突破长江防线，根本没有胜算。
这种情况下，继续往北已经走不通，只能想办法避开川军主力。2月上旬，中央决定掉头南下，向川滇交界的扎西地区转移。这里地势更加复杂，敌军兵力暂时薄弱，或许还能腾挪出一点空间。
扎西会议上，毛主席提出了一个看起来非常冒险的设想：既然蒋介石认定红军还会想方设法北渡长江，干脆利用他的这种预期，调他去错误的方向。红军不再一味往北冲，而是反过来，从扎西一带东进，再渡赤水，杀回黔北，在敌人兵力相对空虚的地区主动进攻，用胜仗来稳定军心，又借机打开局面。
这个思路，说穿了就是“反其道而行之”，有一点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的味道。但不得不说，在当时那种被多路大军围追的环境下，不主动出击，坐着挨打，只会越来越被动。毛主席的建议得到了多数领导人的赞同。红军很快分路东进，准备第二次渡过赤水河。
2月19日至21日，部队分别在太平渡、二郎滩二渡赤水河，迅速扑向黔北地区。桐梓、娄山关、遵义先后易手，黔军多个团被击溃，中央军两个师也遭重创。这几仗打得干净利落，不但扭转了长征以来连战连退的被动局面，还给红军带来了久违的振奋。
二渡赤水之后，许多人觉得形势总算有了一线光亮。但很快，新的危机又笼罩过来。
三、苟坝争论与鲁班场之战：“打不打”背后的心算
二渡赤水取胜后，蒋介石不肯就此罢手。他迅速调集更多中央军部队，配合川、黔军向遵义、鸭溪一带合围，希望趁红军尚未脱身时一鼓作气把其消灭。在地图上看，这一带山川交错，通道有限，只要几个关键节点被卡住，红军就可能被按在原地动弹不得。
1935年3月10日，中共中央在遵义苟坝一带召开会议，研究破局之策。会上，林彪、聂荣臻提出一个很有针对性的方案——以主力围攻打鼓新场的黔军王家烈部，采取“围点打援”的战法，用一个点引来多个方向的援军，再分批歼灭。
这个思路在军事教科书上看起来颇为标准。王家烈已经被红军打怕了，士气不高，装备也一般，从纸面上衡量，确实像一块适合先下手的“软骨头”。拿下打鼓新场，不仅可以补充粮弹、药品，还能在对方尚未完全合围前，消灭掉一股敌人，打掉对方的“包围圈一角”。
张闻天、朱德、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都倾向于支持林、聂的意见。在当时那个节骨眼上，能在地图上找到一个“看上去比较好打”的目标，本身就很不容易。补给问题也压在每个人心头，谁都清楚，没饭吃，再好的指挥也是空话。
这时，毛主席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。他认为，一旦主力打向打鼓新场，红军很可能会陷入更大的危险。在会议上，他的原话大意很干脆：不能打，打了就输。
为什么会这么判断？从直观角度看，这似乎有点“唱反调”的味道。可毛主席给出的理由，并不是一句“直觉如此”就算了，而是从地形、防御工事和敌情变化三个方面算得很仔细。
打鼓新场附近山势陡峭，王家烈部已经构筑了坚固工事，易守难攻。红军要攻下去，势必要付出相当的伤亡。而更关键的一点在于，一旦主力在此地纠缠，滇军、中央军随时可能从各个方向赶来。那样的话，就算打下王家烈的阵地，也很难守住，还可能被反包围。
有人当面质疑：“不打王家烈，那打谁？”补给从哪来？敌人大部队的包围圈已经越收越紧，总得出击歼敌吧？不能老是绕来绕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些疑问在当时的环境下并不稀奇，很多指挥员心里都憋着气，急着求一场“硬仗”来扭转局面。
毛主席的回答有些出人意料，他提出了另一个目标——周浑元部。这是中央军嫡系，兵力足整整三个师，装备精良，训练有素。乍一听起来，这简直就像主动往钢板上撞，和“先打弱的”这个惯常思路完全相反。
会上的争论一度僵住，有人觉得这个想法太冒险，甚至有点难以理解。毛主席当时主动离席，会议暂且放下。按一般逻辑推断，如果就这么走下去，大概率会沿着多数意见行事，动手打王家烈。
但当晚发生的一件事，改变了这个走向。毛主席提着马灯，步行数里去找周恩来，向他详细分析了形势。两人谈到深夜，把“打与不打”的利弊算了个细致。周恩来在长征途中一直肩负着极其重要的指挥责任，对队伍的处境和风险心里很清楚。在反复权衡后，他最终倾向于支持毛主席的判断。
第二天一早，周恩来在会上表态，建议暂缓攻击王家烈。顶层意见一调整，计划即刻改动。没过多久，前线情报传来：滇军和中央军正不断向王家烈方向靠拢，准备配合黔军围歼红军。如果当时贸然发动“围点打援”，很可能撞进这个大包围圈。
事实说明，毛主席的判断并非“玄学”，而是对敌情、地形、时机的综合估算。为了更有效指挥战局，3月12日，中共中央在苟坝再次开会，成立了由周恩来、毛泽东、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，统一领导军委工作。自此以后，毛主席在军事指挥上的权威，开始真正得到制度层面的确认。
但问题并未就此结束。既然不打王家烈，那周浑元又该怎么打？打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歼灭，还是另有所图？毛主席给出的答案很明确——打周浑元，不是为了赢一场漂亮仗，而是为了“打出一条路”。
3月15日，红军主力向鲁班场一带集中，对周浑元三个师发动攻击。战斗从白天打到黄昏，双方都打得非常激烈。不得不说，中央军这几支部队素质确实不低，战斗力不容小觑。许多指战员在火线拼死拼活，场面一度僵持。
有人开始担心：“是不是判断有偏差？会不会被拖死在这里？”然而，真正关键的，并不在鲁班场一地的胜负，而在于这场硬仗对敌军视线的牵制。周浑元被死死吸住，只能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眼前战场，而他的后方和侧翼，却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空隙。
3月16日早晨，趁着敌军仍在鲁班场方向紧张应战，红军主力悄然向茅台镇运动，突然在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。国民党军这才反应过来，却已经来不及拦截。红军从茅台一线进入川南，沿着山岭小路向古蔺方向推进，把追击之敌甩在身后。
这就是三渡赤水的精髓所在：表面看是猛打中央军，实则是在用一场恶战换一个转移通道，让敌军陷入错误判断。鲁班场之战不但没把红军拖死，反而为下一步整个大棋局提供了关键的一步“迂回棋”。
从这里往后，棋盘真正“活”了起来。
四、虚虚实实四渡河，40万大军追得气喘吁吁
三渡赤水之后，毛主席的设想更进一步。他敏锐地意识到，蒋介石仍然固执地认为红军迟早要北渡长江，为此把主力部署在川南、长江沿岸一带，随时准备围堵。如果顺着这个想法走，红军就会被一步步推向更危险的方向；反过来，若是刻意利用对方这种预判，事情就有了转机。
3月16日，红军从茅台镇渡过赤水河后，派出一个团伪装成主力，向古蔺城方向发动进攻，作出要“先夺古蔺，后渡长江”的姿态。蒋介石接到情报，果然以为红军打算从川南北上，立刻命各路大军向川南集中，准备围殲。
就在国民党军大量兵力向川南一线收拢之时，红军却突然掉头。3月21日，部队在太平渡、二郎滩第四次渡过赤水河，重新回到贵州境内。紧接着，红军迅速南下，直扑乌江方向，打算借乌江天险再甩开追兵。
乌江两岸山高谷深，易守难攻。蒋介石原本打算把红军压在黔北一带，没想到对方突然选择在这里强渡。他一边命人在贵阳一带加强防御，一边亲自从重庆飞到贵阳，准备坐镇指挥，认为红军极有可能直接攻城。
毛主席则顺势做文章，命部队在贵阳外围摆出“围城之势”，让敌人误以为贵阳岌岌可危。蒋介石顾不得别的，大量调集各路部队向贵阳回援，试图巩固中枢要地。结果，待大军赶到，红军却已经转向。
从贵阳附近掉头向东疾行，红军接连经扎佐一线，直奔清水江西岸，作出要东渡清水江、前往湘西同贺龙、萧克的部队会合的态势。敌军情报一看，急得团团转，以为红军要“跑出圈套”，又急忙命令各部向东猛追。
然而，这个“东去湘西”的动作同样只是虚招。当国民党军大量兵力向东展开追击时，红军再一次突然掉头，从贵阳和龙里之间的薄弱地带南下，直插云南边境。云南方面原本还在紧紧跟着中央军屁股后面跑，昆明周边防务空虚，根本没想到红军会冒险往这里来。
龙云接到消息，顿时慌了手脚，只能仓促从各地抽调民团、部队入昆明增防。表面看，他是堵住了昆明这个政治中心，但这么一调兵，云南与四川之间沿金沙江一线的防线就暴露了真空地带。
这一点，正是毛主席苦苦寻找的突破口。长征以来，中央红军一直想要渡过金沙江，摆脱国民党军大部队的追击，但川南、川北沿线防守密不透风，很难找到突破点。如今，因为对手在昆明周边仓促应急，江面防守出现了松动。
4月29日，红军兵分数路向金沙江靠拢，几乎是拔腿狂奔。5月2日，在皎平渡一带率先渡江成功，随即控制渡口，保证大部队能够安全过江。随后几天，除留下一个团在敌后牵制外，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，彻底从数十万大军的合围圈中抽身而出。
这一刻起，蒋介石再想按原先设想那样，将中央红军“围歼于川黔滇边境”，已经失去可能。红军在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前景终于变得清晰起来。
回过头来看，从一渡被动西撤到四渡巧妙脱身，每一次转折背后都有清晰的逻辑。表面上看，部队来回折返，渡河、翻山、再渡河，好像在山里“绕圈子”。实际上，每一次转向都有明确目的——要么是调动敌军部署，要么是寻找有利地形，要么是为下一步突围创造条件。
不得不说，这样频繁的机动，对指挥者是巨大考验，对部队更是折磨。白天奔袭，夜里转移，又要随时准备战斗。更麻烦的是，很多时候连营连、排长都不知道下一步究竟往哪走，战士们更是摸不清方向。有人心里难免犯嘀咕：“怎么又掉头？前几天不是说要去四川吗？”这种情绪，在那种环境下很正常。
但整个过程中，红军最可贵的一点在于——队伍没有散。命令一到，大家照样扛起武器向前走，渡河也好，翻山也罢，仍然保持着基本的组织纪律。有时在山沟里，战士可能私下嘀咕两句，但一到队伍集合，还是听指挥。
这一点，看上去平平无奇，用现在的话说不过是“纪律性强”。可把背景换成1935年那片山岭、那条河，再想象一下背后40万大军紧追不舍，就能感到其中的分量了。
毛主席在四渡赤水整个过程中的用兵之道，经常被人概括为“灵活机动”。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，却需要极强的判断力和承担责任的勇气。
他提出“能打就打，不能打就走”，不是一句空洞口号。有时候，为了打赢一仗，必须先走上一大圈；为了保全队伍，必须暂时避其锋芒。正如兵书中讲的“以迂为直”，绕远路，反而能走到最近的终点。
更严苛的是，每一次“迂回”，都隐含着巨大的风险。一旦判断失误，或者敌人反应比预料快一步，整支队伍就可能陷入包围。以当时中央红军的兵力、补给状况，一次大失败就足以毁掉全部努力。
四渡赤水之所以被后人称为“神来之笔”，并不是因为有任何神秘力量在背后，而是因为在极其复杂、多变的环境中，指挥者能够及时捕捉到那些稍纵即逝的机会，用看似反常的动作，完成一次次脱身。
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，这段时间几乎可以用“晕头转向”形容。红军时而西进，时而东返，一会儿像要攻贵阳，一会儿又像要奔湘西，忽而又逼近昆明。国民党军情报部门不断上报消息，却难以判断哪一次是真正意图，只能跟着红军屁股后头跑。
有士兵后来抱怨：“共军拐个弯，我们跑断腿。”这句抱怨话，反映出的正是不对称战争中的一个微妙之处——弱者如果能利用机动和不确定性，把强者拖入反复调整部署的困境，就能在总体力量悬殊的情况下，慢慢摸出一条活路。
对红军来说，四渡赤水不仅仅是战术上的成功，更重要的是保住了这支队伍的骨架。3万人对40万人，这个差距在任何纸面计算中都几乎等于“无解”。但靠着一次又一次精确的转向和果断的决策，这个“无解题”硬是被做出了答案。
从后来历史的发展来看，这一仗的意义远不止突围那么简单。它重新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军中的威信，让各级指挥员更坚定地相信这位“会打仗”的领袖；也让队伍在一次次紧张转移中，体会到集中统一指挥的价值。
很多年之后，人们提起四渡赤水，总爱用“用兵如神”这样的字眼。话虽夸张，却也点到了关键一点——在那样一个几乎无路可走的局面里，敢在地图上反复画弧线的人不多，敢在数十万敌军夹缝中寻找活路的人更少。
1935年前后的西南山川，见证的是一支几乎被逼到绝境的队伍，凭借顽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指挥，从重重包围中挣脱出来的全过程。没有华丽辞藻，只有一条条泥泞山路，一次次夜行渡河，以及无数普通战士咬着牙不掉队的身影。
也正是这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战役配资平台查查网，让后来的许多指挥员在谈及那段岁月时，都会不约而同提到一个印象：在四渡赤水那会儿，许多决定听上去都挺“出人意料”，但事实证明，真正把握住局势脉搏的人并不多，而毛主席恰好是其中最关键的那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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